
(一座博物馆推动包公文化“活”化传承,时长共1分53秒)
活化史迹文物、举办包公春祭……一座博物馆推动包公文化“活”化传承
北宋康定元年(1040年),42岁的包拯出任端州(今广东肇庆)知州。包公治端不到三年时间,却让这里从“瘴疠之地”变为西江中下游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中心。70多年后的1118年,宋徽宗赵佶将端州升格为“肇庆府”,取“喜庆吉祥之始”之意。
在端州,包拯曾挥毫写下一首《书端州郡斋壁》,诗中名句“清心为治本,直道是身谋”,千百年来一直传颂。
6月30日,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策划的“清忠初绩著端州一一包公治端史迹展”(以下简称“包公治端史迹展”)对公众开放,聚焦包公主政端州期间的史实及治绩。展览名称取自当代著名国学家、书画家启功先生所撰楹联“正直遗型传稗史,清忠初绩著端州”。此联也被重刻并展示于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门外侧,精准概括了包公仕途的起点与“青天”之名始自端州。
一座市级博物馆如何让包公精神在城市烟火中延绵传承?包公治端的经历,又为今天留下了哪些可资借鉴的文化财富?南方+记者就此展开了走访。
挖掘史迹文献
包公“青天”之名始于端州
走进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,入口处便可看见一方端砚展陈台,陈列着各式端砚及制砚工具,让观众沉浸式走进“包公与端砚”的故事。
“清忠初绩著端州一一包公治端史迹展”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开放参观,党员干部、社区群众前来参观。卢舒曼 摄
在肇庆,许多有关包拯的廉洁故事至今仍口口相传,其中包公“不持一砚归”的典故流传尤广。相传,包拯任职期满离开端州时,经行砚山峡口,突然狂风大作。包公顿觉蹊跷,经过探查得知,手下人擅自以他的名义收下百姓赠予的端砚。他立刻命人将砚投入江中,江面随即恢复平静。
故事虽是传说,但有据可循。据《宋史》记载:端砚是端州的特产,被列为朝廷贡品。当地官员为结交权贵,以贡砚之名大肆增加贡砚项目。包拯上任后,严格按照朝廷贡数征收,减轻百姓负担,“岁满不持一砚归”更是彰显其拒绝贪墨、两袖清风的本色。
“人人都说,‘开封出了个包青天’,实际上,包拯‘青天’之名,实始于端州。”肇庆文史学者谢健江告诉记者,上世纪70年代,考古人员在安徽合肥东郊大兴集发掘北宋包拯家族墓群时,清理出50余件随葬品,皆为陶瓷器、铜镜、铜钱等寻常物品,无一贵重金玉器具。在其子包绶墓中,仅出土了一枚寻常的歙砚——这一发现,印证了史书中包拯“不持一砚归”之说。
“清忠初绩著端州一一包公治端史迹展”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开放参观,党员干部、社区群众前来参观。卢舒曼 摄
据悉,“包公治端史迹展”旨在通过海量的一手史料与文物展品的集中亮相,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包公扎根岭南、清廉为民的事迹与风骨,也让千年前兴盛发展的端州图景清晰铺展在当代观众眼前。
据宋《方舆胜览》记载,北宋初年的端州“土旷民惰,不力于耕,夷僚杂居”,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。包拯在端州走马上任之后,修建书院,兴崇文重教之风;建立丰济仓,储粮备荒;创建崧台驿,完善交通邮政体系……其清节美行,朝野皆知。
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系主任高春海介绍说,包拯在端州的另一大利民举措是“掘井为民取水”。明初董源《义井记》、清康熙《肇庆府志》都曾记载,北宋时期,端州百姓主要饮用西江水,水质状况堪忧,饮用后易致人患病。于是,包拯命人开挖七口水井,让百姓喝上清洁的井水,后人称之为“包公井”。
至今,肇庆城内仍保留两口“包公井”,分别位于城区的米仓巷和龙顶岗西麓三联巷。去年,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主办“廉韵清风——包公与端砚的故事”展览,就展出了不少以“包公井”为题材的端砚作品。
端州任职期间,包拯还有一项重要功绩是“文化治端”。谢健江介绍,包拯到任前,端州一直未有地方官学,只有零星私塾。包拯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,这是西江流域最早的书院,也是肇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,开创了当地书院教育的先河。而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藏的书院旧试卷及教育典籍等文物,成了这段历史的鲜活见证。
该馆副馆长徐义伟认为,星岩书院的建立在传播中原文化、培养人才、移风易俗等方面可谓泽被后世。新中国成立后,书院发展为肇庆市第一中学,文脉得以延续至今。
复原包公古祭
让廉洁精神代代传承
“包拯上任端州短短三年,将端州从一个军事城堡,建设成一个定居式农耕经济和岭南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教育基地、港口城市,政声斐然。”谢健江评论说。
去年,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春祭包公仪式,到场市民多达数百人。谢健江在仪式上诵读祝文:“峡山高耸,西江水长流不息,端州之名郡,青天之上畅谈正义。”
据馆长徐文娟介绍,馆方研究人员曾在史料中发现,古时人们就有祭祀包公的传统,“恢复春祭包公仪式,是对过往传统和包公精神的继承”。
元代延祐年间,王揆曾在《包孝肃公祠记》中记录:“爰定典礼,以春秋时祭之,无侈前人,将为后规。”明代成化年间的“重建宋包孝肃公祠堂记”碑刻和弘治年间张诩《宋包孝肃公新祠记》皆有关于端州人民在春秋两季“以少牢之礼”祭祀包公的记载。
“包拯的廉洁作风,对肇庆后任官员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”徐文娟说。
博物馆内,一块明弘治年间的《宋包孝肃公新祠记》砚碑弥足珍贵,其铭文清晰描绘了包拯的治端功绩。碑文中,一句“端之名宦,每以宋包孝肃公为首称”,印证端州历代为官者对包拯的推崇。
此外,馆藏清康熙《肇庆府志》提到,清代曾任广东分巡肇高廉罗道按察司佥事的胡永亨,他上任初与离任时均曾参拜肇庆包公祠,表达对包拯“一砚风清”廉洁精神的敬仰,并在祠前立誓自省,若“有一事涉虚,一语涉虚,一字涉虚,公其鉴之”。
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。
“包公当年的治端政绩,早已超越了个人操守的范畴,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。”徐文娟认为,包公“不居功、重民生、尚清廉、崇实干”的品格,为今天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的文史滋养。
北宋嘉祐三年(1058),官员崔颐在《新州郡守题名记》中,曾评价一些岭南地区官吏毫无开拓进取之心,“或骄其僻而不举职,或轻其隘而不为力”。
而包拯不仅没有受到这股懒政怠政的风气的影响,还厉行整治,向朝廷连上《请选广南知州疏》等三封奏疏,强调“地虽远郡不可轻授”“远民困重尤在得人”,为边陲求贤,为端州谋远。
高春海介绍说,包拯曾留下一条著名的家训:“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,不得放归本家;亡殁之后,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”这条家训被包氏后人奉为圭臬,包拯连同其子孙三代都是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。
“包拯已经成为了肇庆的一面精神‘旗帜’。”高春海认为,“利用好包公文化园这样的文化资源及春秋祭包公的仪式,是让古代清廉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一种廉政教育形式”。
打造“清风学堂”
“包公学堂”思政课走进城乡
“一击明礼,二击立志,三击修身。”日前,记者走进传说中包公“掷砚成洲”的砚洲岛,在这里目睹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动。
包公楼内,孩子们敲击堂鼓,明志正心;他们集体朗诵清廉诗句,许下诚信正直的誓言。随后,孩子们又亲手钤盖“包龙图印”,描绘专属包公脸谱,在创作中感悟包公刚正不阿的精神内核。
“在很多人印象中,砚洲岛还是一座孤岛,其实我们已经变了。”砚洲岛景区研学项目负责人沈莉说,这里不仅注入包公廉政文化元素,也融入现代文旅的活力。游客们可下田插秧、塘中摸鱼,在农耕劳作中体味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朴素真理。
位于肇庆砚洲岛的包公楼。卢逸轩 摄
这座形似端砚的江心岛,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“清风学堂”。从国防教育到露营野炊,清廉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,而是变成可感、可触、可亲近的生活体验。
如何让包公文化在更广阔的生活场景中触达大众?这也是近年来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在积极思索和探寻的课题。
去年,博物馆调研组派出数十位馆员、专家,历时一年展开关于包公民间传说与信俗的田野调查。调研团队深入高要白土镇13个村落,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,稍后又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展览内容,让散落在乡野的包公文化记忆重回大众视野。
前不久,该馆主办的“传承包公精神,弘扬非遗文化”——民间包公信仰非遗文化图片展走进肇庆医学院展出,从非遗视角生动呈现了这一文化传承。
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。
该馆还创新打造包公文化“思政课”,通过“六进”——进校园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机关、进景区,把包公文化展览宣讲和社教研学活动送到肇庆城乡各个角落。
在此过程中,馆员们通过体系化的课程开发、场景化的教学设计,将廉洁文化融入青少年成长教育,还打造了多元教育品牌。他们策划“包公学堂”,与高校共建“大思政课”实践教学基地;组建“小包”讲解员队伍,10年培养超1000名小讲解员;馆方打造的“跟着包公研学肇庆”成为肇庆首批研学精品线路之一,让参与者在行走中感悟廉洁与法治精神。
更具温度的是,博物馆还推出“包公美食文创”和系列产品,通过将包公文化元素融入广府庙会、西江美食等烟火生活,让包公清廉文化更加深入人心。从“包粽”到“豉油鸡”,从“荷塘月色”到“包公清心茶”,每一道菜式都承载着包公故事与端州记忆,让人们在舌尖上品味“廉味”,于美食中涵养廉正品德。
千余年前,包拯躬身垂范、身体力行,使端州风气为之一新;如今,包公文化的活态传承,将清风常在、廉韵悠长的文化之风注入日常生活,让肇庆这座城市的精神文脉绵延不绝。
采写:南方+见习记者 石耿珲 记者 赵媛媛 特约作者:卢舒曼
图片:除署名外由受访单位提供
拍摄:南方+记者 卢逸轩
剪辑:南方+见习记者 石耿珲
统筹:郭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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